《中国人四大缺点》评论
清华五大导师 陈丹青画
前言
梁启超1903年赴北美十个月，由加拿大至纽约、由纽约至华盛顿，由新奥尔良至圣路易斯、由圣路易斯至芝加哥、由波特兰至旧金山，游历考察美国政治，特别对民主政体下的华人社会进行深度了解，由感而写。
蓝色字为评论
正文
综观以上所列，则吾中国人之缺点，可得而论次矣。
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。
吾中国社会之组织，以家族为单位，不以个人为单位，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。周代宗法之制，在今日其形式虽废，其精神犹存也。窃尝论之，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，其发达固最早，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，宜亦不弱于彼。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？则彼之所发达者，市制之自治；而我所发达者，族制之自治也。
试游我国之乡落，其自治规模，确有不可掩者。即如吾乡，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，而其立法、行政之机关，秩然不相混。他族亦称是。若此者，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。
乃一游都会之地，则其状态之凌乱，不可思议矣。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，游美洲而益信。彼既已脱离其乡井，以个人之资格，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，顾其所赍来、所建设者，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，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，仅赖此焉。此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，植根深厚，而为国民向导者，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。
评论：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是自下而上，从社区自治到市到县到州，再到联邦。美国的镇长只对本镇民众负责，美国市长只对本市公民负责，美国州长只对本州的公民负责，从法律意义上，无论镇长、市长、州长、总统，他们不存在上下级关系，都是独立行事。
而华人群体的政治生活历来是从上而下的血缘政治，脉络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宗法。在工业革命前的农耕传统社会，人们通过以血缘为纽带的基层社团互助组织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族群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。
理解现代政治理念，是华人群体面临的最大挑战。一百多年前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中国的精英尚未能理解民主政治的精髓，何况漂洋过海上万里到美国求生的普通华人。大多数华人在唐人街抱团取暖也是不得已的事情。
权利不会凭空获得，华人必须走出唐人街，去学习实践先进的政治理念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，才有可能争得自己的合法权利。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接纳现代政治理念，以公民的心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，维护国家利益与自身权利。特别是在川普当选后，美国这艘大船扭转了欧洲大陆化的趋势，回到了原来的发展轨道上，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加快了。
国人从村民走向市民，从市民走向公民，这是个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。
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。
吾闻卢斯福之演说，谓今日之美国民最急者，宜脱去村落思想，其意盖指各省、各市人之爱省心、爱市心而言也。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，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，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。村落思想，固未可尽非也。虽然，其发达太过度，又为建国一大阻力。此中之度量分界，非最精确之权量，不足以衡之。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。岂惟金山人为然耳，即内地亦莫不皆然，虽贤智之士，亦所不免。廉颇用赵，子房思韩，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！然此界不破，则欲则一巩固之帝国，盖亦难矣。
评论：美国与中国的传统不同，美国是先有州再有国，所以州权与联邦权的制衡对抗成为美国政治的特色。而中国从战国时封建制解体，秦始皇实现大一统，一直处于皇权专制之下，二千年农耕社会盛行的是华夏中心论。待1860年被强迫打开大门，华夏中心论一败涂地，当代的国家概念还未能建立。
有人认为梁启超当年提出了“国家思想”的观点，潜藏着“国家主义”的危险，其实这是典型刻舟求剑的断言。上世纪初，中国内政混乱不堪，西欧列强破门而入，日本苏俄更是倾力蚕食吞并中国。作为普通中国人，面临个人生存危机；作为中华民族的群体，面临民族生存危机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并不难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情怀。
到了和平年代，特别是二战之后，民主大潮席卷世界。中国外部已经不存在民族救亡的压力，人类理念已经从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丛林理念走向“野蛮就要挨打”的文明理念，社会建设的方向，自然应当转向法治建设，核心就是保护人的权利。
人类目前的政治现实，政府依然是必要的存在。从政治学角度，个人需要通过让渡部分利益而获得公共服务，比如国防安全、社会秩序，比如基础教育、医疗救济等方面。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，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够下定论，特别是身处强敌环伺的大陆国家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。
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。
此实刍狗万物之言也，虽然，其奈实情如此，即欲掩讳，其可得耶？吾观全地球之社会，未有凌乱旧金山之华人者。此何以故？曰自由耳。夫内地华人性质，未必有以优于金山，然在内地，犹长官所及治，父兄所及约束也。南洋华人，与内地异矣，然英、荷、法诸国，待我甚酷，十数人以上之集会，辄命解散，一切自由，悉被剥夺，其严刻更过于内地，故亦戢戢焉。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，则旅居美洲、澳洲之人是也。然在人少之市，其势不能成，故其弊亦不甚著。群最多之人，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，则旧金山其称首也，而其现象乃若彼。
有乡人为余言，旧金山华人，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，最为安谧，人无敢挟刃寻仇者，无敢聚众滋事者，无敢游手闲行者，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，夜户无惊，民孜孜务就职业。
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，严缉之而重罚之也。及左氏去后，而故态依然。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，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。
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，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，甚文明，甚缜密，及观其所行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。即如中华会馆者，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，而每次议事，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，到者不及十之一，百事废弛，莫之或问。或以小小意见，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，中华无如何也。至其议事，则更有可笑者。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，其现象不外两端：
（其一）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，言莫予违，众人唯诺而已，名为会议，实则布告也，命令也。若是者，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。
（其二）则所谓上流社会之人，无一有力者，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，各无赖少年，环立于其旁，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，而事终不得决。若是者，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。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、相操戈者，又数见不鲜矣。
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，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，何一非如是？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，所称某协会、某学社者，亦何一非如是。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，盖一国之程度，实如是也。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，无所往而不发现也。夫以若此之国民，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，能耶否耶？
更观其选举，益有令人失惊者。各会馆之有主席也，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。而其选任之也，此县与彼县争；一县之中，此姓与彼姓争；一姓之中，此乡与彼乡争；一乡之中，此房与彼房争。每当选举时，往往杀人流血者，不可胜数也。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，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，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，而弊端乃若此；扩而大之，其惨象宁堪设想？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己。以若此之国民，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，能耶否耶？
难者将曰，此不过旧金山一市之现象而己，以汝粤山谷犷顽之民俗，律我全国，恶乎可？虽然，吾平心论之，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，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；吾反见其文明程度，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。问全国中有能以二三万人之市，容六家报馆者乎？无有也。问全国中之团体，有能草定如八大会馆章程之美备者乎？无有也。以旧金山犹如此，内地更可知矣。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，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于五十步，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，则一而已。夫岂无一二聪伟之士，其理想，其行谊，不让欧美之上流社会者？
然仅恃此千万人中之一二人，遂可以立国乎？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，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，则可也；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，而遂曰全国人可以自由，不可也。
夫自由云，立宪云，共和云，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。而中国之多数、大多数、最大多数，如是如是，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，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。自由云，立宪云，共和云，如冬之葛，如夏之裘，美非不美，其如于我不适何！吾今其毋眩空华，吾今其勿圆好梦。一言以蔽之，则今日中国国民，只可以受专制，不可以享自由。吾祝吾祷，吾讴吾思，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、商君、来喀瓦士、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，雷厉风行，以铁以火，陶治锻炼吾国民二十年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，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，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。（以上三条，皆说明无政治能力之事。其保守心太重一端，人人共和，无俟再陈。）
评论：各地的唐人街，或是华人聚集的地方，确实是当地较差的区域，比如巴黎的13区、纽约的法拉盛。这种状况是有历史原因的。
网友唐人街实拍
前面说了，华人的政治传统是血缘，理念中包含有强烈的宗族成分，按照宗族为核心再按照地理、学校、职业等细分派系。比如按照地理划分，分台湾人、港澳人、大陆人，或是分南方人、北方人，小一点按照各个省划分，再小一点按照各个市县划分。举个例子，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商会，有二个重点功能：一是接待（官员），二是回国投资（投机）。
唐人街的落后，并非说明中国人笨，而是国人跨出大门后对世界的认知，实在和原来的思想跨度太大。中国人在和现代文明相遇之前，其实还停留在古代。与欧洲作个同时代的简单比较，在世界的轴心时代，中华文明与古希腊、古以色列、古印度的文明齐头并进，到了公元前二百年，中国走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，秦统一中国从封建制进入二千年的皇权专制，到了唐代发展至高峰，欧洲是从罗马帝国解体后，渐形成诸侯并起的封建制；到了13世纪，宋亡后华夏精英被消灭，中国的文化道德水平一路下滑，而欧洲开始了大航海探索、文艺复兴、宗教革命；到了18世纪，西欧进入启蒙时期和工业革命，但中国的同期则是饥饿的康乾盛世，以“文字狱”为代表的思想控制到了顶峰。在《停滞的帝国》中，英国使者马尔葛尼得到了在大清国内陆访问的机会，他在骄傲的天朝上国看到了遍地乞丐、叫化子一样的军队、贫穷丑陋的平民、欺上瞒下的官僚。他的结论是：”自从满洲鞑靼征服以来，至少在过去150年里，没有改善，没有前进，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；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，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。”马尔葛尼这次外事访问的本意是通商，他基于国家平等的外交活动，在中国吃尽了苦头。但英国人也有了收获，他们源于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华帝国的美好幻想破灭了，转而认为只有武力才能在野蛮帝国得到公平的对待。一百多年后，英国人率队再次前来，只是这次，他们不是来拜见大清皇帝恳求通商的，而是带着军舰大炮一起来。等到国人领教了列强的枪炮后被迫打开大门后，期望获得列强的平等对待时，人家却不给你机会了。
简单算一下，如果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算，那么华人与欧洲人的差距是三百年；如果从文艺复兴开始算，那么华人与欧洲人的差距是六百年。既未经历人文启蒙，更未经历工业革命的华人群体，能够通过数代人的努力，理解现代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，在美国成长为现在的模样，也算是可以接受了。
相对来说，科学技术本身容易理解一些，所以华人在工程应用方面比较突出，但在需要科学精神的基础研究领域与创新领域，体现出一定的差距。而差距最突出的，应当算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理解了，这是人类关于社会建设的高阶学问，华人成长的空间巨大。
举个例子，同样是亚洲古老国家的中国印度，经济被拿来比较。不少人沾沾自喜地拿印度的经济水平来开涮，摆出各种增长数据来，乍一看，感觉是中国经济全面碾压印度。但从一个低起点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快速成长期；更重要的是，社会成长不是短跑，更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。印度的经济改革是从1990年开始的，他们的经济增长虽然缓慢但却是真实数据，中印之间象龟兔赛跑，谁到底会笑到最后，现在岂能随意下定论？但中印比较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从精神层面来说，人家已经在精英教育和软实力方面把中国甩了N条街。
印度裔CEO
这可以从移民美国的华人与印度人的成就比较。中国与印度移民美国数量都是200万左右，华人多些。同样是来自亚洲古老国度的印度人，在美国社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，美国500强公司的CEO中，美国人最多，其次就是印度裔。看看统治硅谷的Google公司CEO桑达尔·皮查伊、微软公司CEO萨蒂亚·纳德拉，Adobe 公司CEO山塔努·纳拉延，更有摩托罗拉、百事可乐、软银、Adobe、SanDisk、联合利华、万事达卡、标准普尔等超级公司CEO级别管理者位置都被印度裔拿下，印度移民在华尔街、常青藤名校、政界，都站上各行业金字塔顶端。而从中国清华北大毕业的高才生，大多在美国却只能当打工角色的工程师和基层管理者。很多文章分析原因，大都归结于印度人英语好、印度人很团结、印度人特勤奋、印度人爱表现，这些角度都有一定道理，但思维的层次都低了。在我看来，华人与印度裔竞争力差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思想观念。世界顶级的公司，这么重要的岗位，印度人能够占据美国这么多重要的高层管理岗位，说明他们的精英教育是完全与欧美同步的，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什么，不是去挣最多的钱，而是有着强烈的理解世界、领导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愿望与能力。看看美国电影，英雄人物要么在单枪匹马拯救地球，要么在不畏艰险探索外太空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期华人群体反对SCA5和亚裔细分造就了一批华人里面的新政治家，这是个良好的开始。当有更多的华人接近共和党，理解美国人讲究个人自律、努力奋斗、关心社会的立国精神，华人在美国的路才会越走越宽。
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只能接受专制而不能享受自由，并非鼓吹专制，而是指他的改良理念。实现自由的路径需要循序渐近，要找准方向，不要操之过急。但很明显，改良不是鼓吹集权。更重要的是，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当权者手中。很多人谈改良，说着说着就把自己当成了赵家人，从批评群众走到了反对群众。
中国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，不少人快速脱贫致富，但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人的现代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。物质条件的改善容易，精神层面的成长很难。所谓“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”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贵族不是用钱可以堆出来的。
金钱，确实是世界变化的推动力。但对于具体的人来说，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后，钱对人的幸福感影响就很小了。那些停留在金钱层次的国产伪精英们，短板就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，这主要和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有关。通常来说，在同样文化背景的人群中，那些小时候比较贫困的，成年后会比较看重钱，很多人即使发达了也是这样；而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，看金钱就会淡泊很多，对精神性的追求更多些。当然，这是泛泛而论，具体情况看个人。
继续看梁启超先生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剖析
四曰无高尚之目的。
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。均是国民也，或为大国民、强国民，或为小国民、弱国民，何也？
凡人处于空间，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，而有更大之目的；其在时间，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，而有更大之目的。夫如是，乃能日有进步，缉熙于光明，否则凝滞而已，堕落而已。个人之么匿体如是，积个人以为国民，其拓都体亦复如是。欧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，以吾测之，其最重要者，则好美心其一也，（希腊人言德性者，以真、善、美三者为究竟。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，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，孟子言可欲之谓善，充实之谓美，皆两者对举，此外言者甚希。以比较的论之，虽谓中国为不好美之国民可也。）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，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。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，殆以此三者为根本，而吾中国皆最缺焉。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，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，凝滞堕落之原因，实在于是。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，全国皆然，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，故论及之。此其理颇长，非今日所能毕其词也。
评论：这点谈的是中国人缺乏超越性的信仰。这里说的信仰，是精神性的信仰，指超越世俗的政治、经济等各种具体生活条件的永恒理念。宗教意义上的信仰，是决定了一个人的将来，有道德的去天堂，没道德的去地狱。而中国人通常理解的信仰，还是以世俗的道德评价为准，好人留芳百世，坏人遗臭万年。
理解了信仰的超越性，就明白我们平时说的那些仁义、道德、良知、拼搏、金钱、权力，都不是什么精神性的信仰，这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硬伤。以文人经常引用张载的名句为例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听着这几句话确实气势很大，但张载的这个口号并不是一种永恒价值，而是一种政治治理的目标，没有脱离实用主义的范畴。以今人眼光看来，这样的精神诉求已经显得可笑了。人类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已经大大拓展，对于自然世界，人们对宇宙的认知和探索早已经从天地走向太阳系、银河系及更远的空间；对于社会建设，人们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再期翼什么君王或救世主；对于思想学问，那些传统的圣人言论，也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；对于社会理想，并非追求单纯的太平秩序，而是建立一种有纠错能力的文明制度，让人们得到法治下的自由，实现权利的平等。
当人们缺乏超越性的信仰，人们就在道德层面缺乏一种永恒的敬畏。按照张宏杰先生的描述，中国自春秋战国时封建解体到秦大一统后，国人的精神面貌是走下坡路的。春秋时的中国人，品格清澈；汉唐时的中国人，侠义豪爽；两宋时的中国人，雍容文雅；及至明清，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，麻木懦弱，毫无创造力。待到近代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，传统文化更是被异端深层次斩断。先人敬天敬地敬圣人，后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。
没有超越性的精神信仰，人性的堕落就会失去最后的防线，这在近几十年表现得淋漓尽至。四十年前国门打开，社会从精神与物质的最低点起步，当人们从贫穷中突然富裕起来，一时之间拜物教兴起，以金钱为衡量一切的标准。很多人有这个潜意识：“谁有钱，谁就有理，谁就水平高”。所以，在物质主义者眼里，马云有道理，马化腾有道理。这个和官场里面谁官大谁有理，是同样的心理机制。社会畸型发展的后果，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增长，另一方面却是精神大滑坡，连跌倒的人都不敢出手扶助，这是社会最真实最讽刺的吊诡之处。
最堕落的是知识精英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，读过几本书的，看到欧洲的个人主义如获至宝，找到了为自已辩护的尚方宝剑。一时之间，奥派经济学变成了完全自己管自己、不管他人死活的无政府主义，市场经济学说里面的“承认自利的合理性”转化为“鼓励人的自利性”，却忘记了自利的同时也要实现利他。至于社会公义，管他呢。至于公共事务，管他呢。不过是一群精致的利已主义者，非要给自己的说法披上“奥派”或“市场经济”的漂亮外套。
有知没识，有理性没人性，人们把教授称为“叫兽”，把专家称为“砖家”，这就是近代政治运动割裂传统道德却未能建立新的精神信仰，导致物质主义泛滥的结果。参照陈寅恪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具有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标准，现在的多数知识人只能称为知道分子，而不能称为知识分子，更不要奢谈公共知识分子了。
此外，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，余偶有所触辄记之，或过而忘之。今将所记者数条，丛录于下，不复伦次也：
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，每来复日则休息。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，十一二点始歇，终日危坐店中，且来复日亦无休，而不能富于西人也，且其所操作之工，亦不能如西人之多。何也？凡人做事，最不可有倦气，终日终岁而操作焉，则必厌，厌则必倦，倦则万事堕落矣。休息者，实人生之一要件也。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，亦无休息实尸其咎。
评论：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？参见陈志武著作
美国学校，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，每日平均只读五六点钟书，而西人学业优尚于华人，亦同此理。
评论：美国的教育方式是从通识教育、人格教育到专业教育，学业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，到了大学学业压力大。中国的教育正好相反，幼儿园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从小搞奥数教育，到了上大学却是最松驰。成年后，却开始补上“不闯红灯”、“不乱扔东西”等一大堆少儿行为规范。
华人一小小商店，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，西人寻常商店，惟一二人耳。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，华人非不勤，实不敏也。
评论：市场经济体中，通常人工贵。产权不明的企业或机构，多见人浮于事。
来复日休息，洵美矣。每经六日之后，则有一种方新之气，人之神气清明实以此。中国人昏浊甚矣，即不用彼之礼拜，而十日休沐之制，殆不可不行。
评论：每周休息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让大家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，增进家庭交流。1995年5月1日后，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。
评论：解决公共秩序的问题，关键是明确规则并严格执行规则，人们自然会养成良好习惯，新加坡就是良好的例子。人们说，司法是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，社会无序意味着司法不公、权力失序，潜规则盛行。
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，盖以华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，故彼涎之，抑亦借口于吾人之不洁也。使馆参赞某君尝语余曰，宜发论使华人自迁之。今夫华埠之商业，非能与西人争利也，所招徕者皆华人耳，自迁他处，其招徕如故也。
迁后而大加整顿之，使耳目一新，风气或可稍变。且毋使附近彼族，日日为其眼中钉，不亦可乎？不然，我不自迁，彼必有迁我之一日，及其迁而华埠散矣，云云。此亦一说也。虽然，试问能办得到否？不过一空言耳。
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（中央行车），不许吐唾，不许抛弃腐纸杂物等，犯者罚银五元；纽约电车不许吐唾，犯者罚银五百元，其贵洁如是，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。而华人以如彼凌乱秽浊之国民，毋怪为彼等所厌。
西人行路，身无不直者，头无不昂者。吾中国则一命而伛，再命而偻，三命而俯。相对之下，真自惭形秽。
西人行路，脚步无不急者，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，若不胜其繁忙者然。中国人则雅步雍容，鸣琚佩玉，真乃可厌。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，即能辨认之，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。
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，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。
西人讲话，与一人讲，则使一人能闻之；与二人讲，则使二人能闻之；与十人讲，则使十人能闻之；与百人、千人、数千人讲，则使百人、千人、数千人能闻之。其发声之高下，皆应其度。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，声或如雷；聚数千演说于堂，声或如蚊。西人坐谈，甲语未毕，乙无儳言；中国人则一堂之中，声浪稀乱，京师名士，或以抢讲为方家，真可谓无秩序之极。孔子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
评论：一个在传统上最注重礼的国民，实质却是如此的无礼。从上到下，莫不如此。这也是二千年“外儒内法”的必然结果，皇权表面行仁政，实质是权力独断。无论王阳明先生想破脑袋，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，但权力体系不变，终究只能是个人自律罢了。近代中国知识人批判儒家，把自然界生物的达尔文“适者生存”说推广到人类社会，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。当社会失去了传统文化的道德自律，又缺乏现代制度的强制规范，越讲理越吃亏，那人们自然没有讲理的习惯，沦为肉弱强食的丛林世界。
华人终究要走出唐人街，国人依然要睁眼看世界。在真正理解现代政治理念后，除了发现欧美政治文明的全面领先外，还能够发现华夏传统中很多闪光之处。比如，对于消除西方文明里面物质主义泛滥的问题，中华文化可以有自己的贡献。假设社会框架由“外儒内法”转变成“外法内儒”，公共秩序依靠法律和制度，个体道德继承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美德，华人自然就会讲道理，中国自然就会成为“礼仪之邦”。
吾友徐君勉亦云：中国人未曾会行路，未曾会讲话。真非过言。斯事虽小，可以喻大也。
评论：人格教育、通识教育应当成为教育的核心。如果做成一个人，知识是越多越好。如果做不成一个人，知识却是越多越坏。
--《新大陆游记》1904年2月
后记
1905年，梁启超与同盟会对垒。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开化程度太低，“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”，因此，“与其共和，不如君主立宪；与其君主立宪，又不如开明专制”。他抨击同盟会提出的“平均地权”是为了“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，冀赌徒、光棍、大盗、小偷、乞丐、流氓、狱囚之类悉为我用”。
后来一百年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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